杜聪刚刚踏进一户人家，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仿佛看到了希望，拉着他的手苦苦哀求着。
这位母亲患了艾滋病，生下的两个男孩也难逃劫难，而孩子父亲因为这个病早就去了。
杜聪无奈地叹了口气，指着旁边的小女孩，对绝望的母亲说：“也许，我没有能力为你的儿子做什么，但我要确保你的女儿能有读书的机会。”
杜聪出生于香港，初中毕业后跟随父母移民美国，从小家境优渥，成长的一路顺风顺水。
18岁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又考到哈佛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进入华尔街投行工作，29岁就当上了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年薪百万美元。
为了谋利，河南涌现出了很多非法血站，贫困的村民们为补贴家用纷纷跑去卖血，结果却因为血站的消毒问题不幸感染艾滋病。
一家人只剩下奶奶和两个小孙子，孩子的父母因艾滋病去世，两小孙子也不幸被感染上，奶奶坐在沙发上，双眼无神，淡淡地说 ：“等我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也该走了。”
有些孩子失去父母后，心理逐渐扭曲，他们把“仇”字或“忍”字刻在手臂上，甚至还有的孩子立志长大要去找血站的“血头”报杀父之仇。
炎炎夏日，大太阳晒着，杜聪却感受到刺骨的寒意：“你知道炎炎夏日里不寒而栗的滋味吗？那就是。”
探访结束后，杜聪和随行的人都沉默了，五个大汉对着村旁的玉米地，眼泪直掉。
离开前的晚上，杜聪失眠了，他倚靠在窗边，望着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被一种巨大的情绪攫住了，那是一种类似悲悯的情绪。
那些患病的父母在临终前向他托孤的场景，反复在他脑海里回放，一遍又一遍刺痛着他的心，他决定揽过这一重任，拯救那些艾滋孤儿：
“艾滋病人在缺乏药物的情况下，也许不会生存很久，但是他们遗留于世的孩子，大部分都没有艾滋病，还要在社会上生存。”
父母常常劝他，“做慈善完全可以兼职去做、业余去做，你现在年轻，积蓄可以供你不工作地生活上几年，但等你老了怎么办？”
他不是没有想过老年，但是现在那些艾滋孤儿正是需要帮助、最困难的时候，“一个人挨饿时给他碗粥比他饱时给碗肉更急需”。
为了保护孩子们的隐私，杜聪无法公开善款去向、受助人信息，甚至贫困证明、学费发票收据也无法提供。
起初筹不到钱，他就只能花自己的积蓄，没几年就见底了，剩下的就靠金融界的朋友慷慨解囊。
在他们看来，一个华侨放着大好的生活不过，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做慈善，不是来传教的，就是来骗钱的。
遇到好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礼貌地对他说“艾滋病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别再来了”，再把他们送到县城。
时间长了，当地政府才慢慢相信他，后来有工作人员惭愧地对他说：“一开始我们的冷漠和抗拒，是因为不相信会有人不要回报地做这样的事。”
艾滋孤儿的数量庞大，他能做的只是杯水车薪，他形容自己是在“用一桶水去救山火”，常常会感到无能为力。
这个孩子给杜聪写了一封信，格子稿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迹，就像孩子拧巴纠结的心情：
“本来我刚入狱的时候就想跟您联系，但是我没脸，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彻底地变了。我恨，我恨所有的一切，我不愿母亲离开我，我想把她留住。”
失去亲人、孤苦无依、缺少关爱，还要时刻提防外界的歧视，那些孩子背受的苦难太重了。
相对比之下，杜聪觉得自己能做的事情太少太少，时常陷入崩溃的情绪中，近乎抑郁。
爷爷和孙女在沙滩散步，看到无数的海星被冲到岸上，奄奄一息，爷爷捡起一只海星抛进大海。
看到这一幕的孙女不解地问爷爷：“爷爷，这里有那么多海星，你都能救完吗？”
杜聪决定接受自己的渺小，将视线放回到每个个体上，每个孩子都可能因为他的帮助而彻底改变人生的轨迹。
虽然海星是救不完的，但只要一直在弯腰捡起、再抛回大海，就能一直有海星被拯救。
杜聪深知，要想拯救更多的艾滋孤儿，并长期坚持下去，就不能只是简单的捐钱，而是要把慈善当做一个事业来做。
因此，在他的眼里，慈善并不单纯是资助与被资助的关系，还是关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命题。
多年前，杜聪曾跟随香港一个公益组织来内地发助学金，那里有70个孩子需要帮助，可他只能资助50个孩子。
在有限的资源面前，这些孩子早已丢弃了不值钱的自尊心，像乞丐一样，拼命地在他面前展示自己有多贫困。
这让杜聪深感悲痛，从那时起，他就决定要好好守护孩子们脆弱又珍贵的自尊心，“他们应该有尊严地活下去”。
因此，当他来到一个村庄开展资助时，绝对不设限额，村子里有多少艾滋孤儿，就有足够的钱去资助。
这是高耀洁告诉他的，钱不能给孤儿或者孤儿的家庭，避免孩子被亲属当做摇钱树，或被挪作他用。
通常来讲，让那些被资助的艾滋孤儿生活在一起可以免受很多不便，为他们建立专门的学校或者孤儿院，看似是更好的选择。
但杜聪不这样想，这些孩子们长期在封闭的、标签式的同一背景下成长，看似是在帮他们，实则会害了他们，当他们长大后会难以适应并融入社会。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资助的钱总有花完的那一天，怎么将捐款收益最大化成了杜聪要思考的问题。
一家爱心企业本来想直接捐赠20万，但杜聪的专业背景让他将眼光放得更加长远——
如果将这20万用作学费很快就没了，不如将它用作投资建工厂，这样还能解决就业问题。
工厂招收的艾滋妇女员工，她们干不了沉重的农活，也不能外出打工，从前只能靠领救济金度日，有了工作后，她们生活得更有尊严。
针对那些不擅长读书的艾滋孤儿，杜聪和其他机构合作在上海南京西路建了一个名为village127的法式面包坊。
2016年法式面包世界杯，有毕业生代表中国队闯入总决赛，一举获得第四名，这是中国队首次晋级决赛。
这一系列资助方式其中蕴含着杜聪对慈善事业的深思熟虑，在杜聪看来，随着社会的转型，未来的筹款方向也会发生改变，毕竟让一个人每天捐20块钱比较难，但让一个人每天来买杯咖啡、买片面包相对容易：
“在未来，公益慈善领域可以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去解决社会问题、提高公众参与度”。
长达20年的时间里，昔日那片沙滩上的3万多个“小海星”的命运因为他而获得重生。
“看着孩子们长大成材，并且运用自己所学回馈社会，懂得感恩，这就是我工作的原动力。”
他的血糖偏高，一个学中医的孩子给他带了中药，还叮嘱他不要吃含糖量高的食物，而在十多年前，杜聪还曾担心这个骨瘦如柴的孩子活不下来。
结婚的孩子们常常邀请他代替自己的父母做证婚人，杜聪觉得很开心，“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结婚一样”。
学有所成的孩子们，牢牢记着杜聪对他们说的要回馈社会的话，毕业后，他们回到家乡帮助和自己同样受到艾滋病影响的人。
“你活在你的黄金时代吗？你所处的时代，你有什么特别看不顺眼的，你就去尽力把它改变，那它就接近黄金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