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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联合美苏施压斯大林建议划江而治毛主席:打过长江去

  1948年淮海战役接近尾声之时,军节节败退,人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将战线推进到

  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主席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而蒋介石政权则在风雨飘摇之中,再度兴起了和平谈判的打算。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此时开始大谈“光荣的和平”,美国人也开始热心于中国的“和平”。

  蒋介石和美国提出的划江而治,我们是不会听的,但苏联这位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也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重大胜利时,反复暗示不要南进,竟也要我们同意蒋介石提出的和谈,建立南北分治政权。

  苏联为何建议国共和平谈判,面对国内外的和谈压力,毛主席断然拒绝表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今天笔者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斯大林是否曾设想国共划江而治。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解放战争同样经历了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1948年12月底,解放战争的态势已经明朗,随着辽沈、平津,以及淮海战役的胜利,东北、华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即将消灭,军在长江以北已无立锥之地。

  中国领导的中国人民即将取得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在国内,就是在整个世界,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报纸上,也是绝对没争论了。毛主席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时,就在考虑着渡江战役的发起。

  在他“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的名言中,早就揭示了这个真理,即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句线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毛主席在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的两种前途时所做的精妙比喻。蒋介石以及反动派是不会自行消亡的,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统治,接受人民的审判,如果蒋介石提出和平谈判,那么一定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

  果不其然,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相关声明再次想用和平谈判的手段来获取喘息的机会,而毛主席也遥相呼应地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但就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之时,毛主席却收到了一封来自苏联的电报,斯大林建议和政府再次进行和谈。这封电报很容易让人重新想起1945年的重庆谈判,那时苏联的想法,便是阻止国共之间爆发内战。

  让我们将时间拨回到1945年,彼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确定进入到全面反攻的阶段,欧洲战场上,1944年诺曼底登陆后,美国率领着英法盟军向德国发起反攻,苏联军队也开始西进,大批苏联红军奔赴柏林前线。

  就在德国、日本迎接着注定的战败时,1944年军却打出了抗日战争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二次大溃败,豫湘桂战役的8个月间,军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到60余万人,丢失4个省会,146座城市,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由于国民政府连番的战败失地,极大程度地损害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美国也对一直以来受自己援助的蒋介石深感不满。

  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授予美国派往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中国战区所有军队的全权,蒋介石回电表示“原则同意”,但他心里早已厌烦透了史迪威,三番两次要求美方撤换史迪威。

  1944年10月罗斯福同意召回史迪威,而《》也发文批评美国政府在“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史迪威也斥责蒋介石政权腐化无能是导致战争延长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工作期间,史迪威认为士兵刻苦耐劳,英勇顽强,下级军官也无问题,营团级好坏参半,而军师长级别则十分差劲。因此史迪威多次提出“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官,尤其不要中国的高级军官。”

  事实上史迪威所言非虚,尽管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正面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份贡献与贪污成风,腐朽无能的高层无关。在1944年末的惨败,导致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让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协定,即美国默许中国的外蒙古在苏联的保护下独立。

  蒋介石在得知雅尔塔会议美国与苏联的协定后,作为依附于美国的反动政权,蒋介石也没有一点底气能够强硬地对苏联说不。于是蒋介石借承认外蒙古独立为由,换来苏联支持不支持中国的公开承诺。

  蒋介石认为中国一旦失去了苏联的援助,就不可能是拥有着美国援助的的对手,于是认定这是发起内战的最好时机,但由于国内人民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普遍反对内战,而美苏也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于是蒋介石借和平谈判的名义,妄图发动内战。如果毛主席不敢前去重庆,蒋介石就可以说拒绝和平谈判,将责任推到我党头上,从而挑起内战。如果毛主席来了,蒋介石就以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名义,迫使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率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了重庆全城。

  有着“弥天大勇”的毛主席,深知内战是必然发生的,但此时的国内外环境都是不愿打内战的,于是决定与蒋介石谈判。对于内战,蒋介石十分自负地觉得自身一定能稳操胜券,他在日记中写下“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蒋介石哪里来的自信呢?实在是令人疑惑。

  而苏联在1945年的态度,则是极力阻止国共发生内战,甚至说出“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1945年重庆谈判之后,蒋介石仍在挑拨内战,不断挑衅,最终于1946年6月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英勇反击,就此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回首曾经苏联在1945年做出的“不许革命”的阻拦,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发来的赞成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电报,实际上就是支持蒋介石的求和备战,甚至让人怀疑斯大林想在中国搞“南北朝”,就如同朝鲜和韩国一样。提出和平谈判划江而治的蒋介石以及其背后的美国政府,我们大家可以明显地想到,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美国,它所扶持的买办政权蒋介石即将遭到覆灭,自然是十分用心地希望中国能够划江而治,那么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又为啥不支持中国彻底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呢?

  毛主席当然不会为斯大林左右,从1921年之后,中国便时常受到由苏联组织的共产国际的影响,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新生的组织,在斗争经验、组织经费上都十分欠缺,为了免遭共产国际的掌控,刚刚建立之初我党并没有接受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毕竟拿了人家的钱,就不可能不听人家的话。

  但不接受彼时已经建立了政权的苏联的援助,那党的活动经费从何而来呢?随着队伍的扩大,革命事业的发展,不得不接受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自二大后,名义上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很多事情也就身不由己起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都来自莫斯科的决定,之后的错误路线,也大多与共产国际有关,更加不用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因,便是因中央苏区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陷入危难时刻。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至1949年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

  毛主席随后在给斯大林的复电中委婉回绝了,后来在1949年4月11日的谈话中,毛主席说“我们没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再次出现南北朝。”而在1955年1月,周总理也曾与他人说到这件事“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其实就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

  此时的中国早已不再像十几年前那样对于苏联的建议唯命是从,而在即将取得胜利之时,苏联对于中国的态度也一转过去的倨傲,转而用“请告知,您是否同意”,“如果您不同意,请告更合适的答复”等尊重的行文和语气。

  1949年1月11日,斯大林在给毛主席的补充电文中对其真实用意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我们提出的您对的建议的答复方案,旨在阻挠和平谈判的进行……我们预计,将拒绝在提出的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结果是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因而不能指责它希望接着来进行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和美国的和平花招将被戳穿,您能够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

  这便是斯大林对调停和谈的真正立场,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建议采取迂回策略,建议和谈,但是有条件的和谈,并且提出的条件更苛刻一些,这样一来便不会接受,一旦拒绝和谈,它们就是阻挠和谈的罪人。

  毛主席认为“人民在全国的胜利和政权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现在我们想据理拒绝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考虑到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对政府也不利,人民在今年夏季就可以渡江进攻南京。好像我们无需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在目前形势下,再次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

  如此来看斯大林似乎并不主张划江而治,而仅仅是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才给出的建议。毛主席在得知斯大林的迂回策略之后,在和谈的问题上与斯大林的看法趋向一致。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主席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必须在满足我党提出的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而这八项条件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

  譬如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1948年底,中国发布了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其中第1号就是蒋介石,那么其余的条件就不必多说了吧。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无论是谈还是打,都掌握了斗争主动权。1949年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停火谈判,13至15日拟定国内和平协定,并商定于20日签字,1949年4月20日国民政府代表团拒绝签字。4月21日,毛主席、朱老总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随即发起渡江战役。随着4月23日南京的解放,国民政府宣告垮台。

  从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主席往来的电报分析,斯大林不可能明白准确地提出支持国共划江而治,但从苏联一直以来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扰和阻挠,以及苏联自身国家利益第一位的对华政策上来看,我们也不能排除斯大林真的有划江而治的想法。

  这也是毛主席对斯大林有怨言的原因,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曾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领导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所达到的胜利,中国的统一也是谁也没办法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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